【悦读九州】只专不通：短视的中国教育
一般说来，我们所谓的人才应分两方面讲，一方面是专门人才，即所谓的“专家”。一方面是指通才达识的人，即所谓的“通才”。依照中国传统观念，称人才多偏重指通才言。诚然科技专家也是人才，但若社会过份偏重科技专家的培养，人人各专一门，各自在一自我专擅的知识领域中钻研，不仅彼此所知互不相通，甚至相聚也无可与言。而今天科技人才之专，甚至同属某一范围之内，而彼此之间仍各自有所专，可以互不相通。影响所及，今日人文学科亦向同一趋向发展。
以教育为例，我是儿童教育专家，你是特殊教育专家，他是心理教育专家，他是教育行政专家，他是中等教育专家等等，分科分目之细，愈来愈盛。同是研究教育，而在教育的领域中，彼此不能相通。这一现象，实是今日社会一大问题。就在人与人不能相通相谈的情况下，逐渐产生出我们所无法预料的种种新问题来。而今天世界各国此一弊病，已经可见。如何来挽救，是我们今天教育所应注意的新问题。
我在上一篇谈科技教育一文里，曾经讲到中国人向来未尝不看重科技知识与职业专业化，然而中国教育所重，却在另一方面，即所谓“通才”教育。今天我们教育最大的毛病，就是在太看轻了通才教育。这一篇闲话，当从此一观点再来略作讨论。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就是指栽培人才言。譬如一个园子，园里杂草丛生，这根本不需培植。但如要栽培花卉，则至少需两三月，乃至一两年，始有可观。但如要种植树木，要待树能长得像个样子，至少要十年时期，所以说十年树木。而人与树不同，如以自然现象来讲，动物中只有人类婴孩期最长，从婴孩出生到成人，至少要十八年至二十年。但如要将他栽培成为一个“人才”，则二十年还不够。
或许我们认为栽培一个专家三十年至五十年尽够了，而栽培一个通才呢？三十年五十年亦尽够了。为甚么定要说百年树人呢？中国人说三十年为一世，三世只是九十年，百年已超过了三世之久。西方人讲百年是一世纪。人生不满百，可知百年树人，这句话里，实在含有一很深的意义在内。今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两句话，我们人人会讲，但这两句话中间的意义，我们实在没有细细去推寻它。
我们试把历史上人物举例来讲。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门七十二弟子，论语上有姓名可考者，约三四十人，其中成了人才，有大器者，约二十左右，如颜渊、闵子骞、子路、子贡、曾子、子夏，他们都不是科技专家，皆可称为是通才。他们跟随孔子不过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那么孔子岂不当身只需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就造成许多人才，为甚么说百年树人呢！可见此话其中另有一意义在。
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才”，并非仅指此人有某一本领与才干言，必得此人的一番本领与才干能为世用。社会能用他，他能将自己的本领才干贡献给社会人群，才称为人才。可见我们讲人才的“才”字，不是指个别的个人讲，一定要连同人才相关的群体言。人的德行亦一样，如讲孝，孝一定要对父母讲，不对父母怎么叫孝。如讲忠，要对着国家民族，对着政府，对着社会人群，才成立这个忠，单独自己一个人是不足表达出忠来的。如此说来，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讲道德的规范，如忠、恕、孝、悌、仁、义、礼、智等，都不是指个别的个人言，一定要连着相关的对方及群体才能完成的。中国人讲人才亦一样，必能为世所用，方称才。
科技专家他们的本领才干，不是也能拿出来为社会人群政府国家所用的吗？为甚么要讲人才应看重通才的培养呢？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科技人才的用，因其互不相通，时间久了，只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其弊虽显，救治却不易。
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所以特别看重通才，因他不仅对今天当前的社会有用，还要对明天未来的社会一样有用。不仅在这方面有用，对那方面亦有用，可行之四海而皆通，置之百世而无疑。这才是中国传统教育所认为“人才”两字最高的含义所在。
我们前举孔子，孔子毕生欲行道于世，但孔子在当时并不见用。孔子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又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当时的社会不懂孔子，也不能用孔子，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学生如颜渊、闵子鶱、子路、曾子、子夏等，在当时亦不见大用，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曾子、子夏等都是大人才。曾子、子夏在当时虽受君侯所看重，却并未真见用。孔子以后约百年，社会变了，这时期的人物论才远不能与曾子、子夏比，然而却见大用，如李克、吴起等。
人才要有了大用，才得见其为人才，不为社会所知所用，真人才也被冷落了，乃至被埋没了，这岂不是可惜吗？然而要求人才真能为世用，却不是一简单的事，首先得认识他，知道他，然后才能用他。
我们举此而言，可见人才两字的背后还有“风气”二字。社会要形成了某种风气，人才方能见用。风气没有到，人才也不易出。孔子在当时讲来，也只能算是一被冷落被埋没的人才，一百年后，他本人虽死了，社会风气却转变了，他所说的一套道理才见大用。此下两千五百余年来，历史上不断有批评他怀疑他的人起来，社会风气亦不断起变化，孔子随时代风气之转移，不断被埋没被冷落，但每次如云开日朗，孔子之道终能仍为世用。而将来只要中国文化能绵延不断，孔子之道永不会中断。
可见我们讲人才，不仅能为当时之用，更要能为后世之用才是大人才。一个真人才，能开风气之先的人，在当时或许会不被人知，不为社会所用，会被冷落被埋没了。但等社会风气一变，虽在百年二百年，甚至五百年一千年之后，他的道仍可被世所用。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代不乏人。我们从这一个道理上，可以更深一层了解到，通才达识的人才培养之重要性。
就拿现代社会来说，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孙中山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人才，但他虽一手开创了中华民国，我们仍可说中山先生在当时是未尽其用，若使中山先生已尽其用，则中国应不会有今天。中山先生自己说：“知难行易。”究竟在当时乃至于目前，真懂得中山先生的又有几人？中山先生所说知难行易四字，实在有它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要讲人才教育，在目前也可说只有真懂得中山先生的人，才算得一人才。一切科技人才，当尽归真懂得中山先生的人来用。但这一懂得的人，一定是通才，绝不会只是一专家。
今天的所谓“党义”教育，却把党义亦看成像是一种专家知识。而党义的专门化，比较其它科技知识的专门化反而更觉得容易了一些，如此那能真的发挥出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意义来呢？因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非具通才达识，便不得窥其门而入。从一九一二年到今天，只六十余年未到七十年，若真要从三民主义中培养出新人才，从此后再三十年亦不为久。那岂不是百年树人当前一最具体的例证吗？
今天我们提倡科技知识的学者专家们，主张科技知识可以从国民教育即开始，此所谓向下扎根。但要讲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一番大道，却并不能向下扎根，不能从国民教育即开始。若使我们从国民教育一开始即要来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直接违反了中山先生所说的“知难行易”那一句话了。
若使我们真要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向下扎根，便需先提倡一种通才教育，讲孔孟，讲汉唐，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让一般青年先具备了这一番的知识作基础，到了大学文学院法学院中，再择其优秀者，让他们再来研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始是一条正途。而所谓党义，才不会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但到真有这一批人才出现，他们真懂得了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意微言了，他们才能了解到中山先生所说知难行易这一番的大道理，这一番真意之所在。所以，真要讲三民主义，只有先提倡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可以向下扎根。说到这里，便又要回到我上一篇闲话所说，通才教育是第一层，而专家教育只是第二层。
北宋胡安定的苏湖教育法，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便是今天所谓的通才教育，治事斋则是今天所谓的专家教育。但不能只有治事斋没有经义斋，这即是说没有了通才教育，便亦没有了专家教育。所以专家教育又必以通才教育为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精义所在。
就今天的教育情况来说，便即是不能没有了大学的文理学院，而只有其它法、医、工、商各专门的学院。并且亦可说不能没有了文学院，只有理学院。换言之，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应只看重理学院不看重文学院，亦可说不应只看重法医工商学院而不看重文理学院。再就今天我们的大学情况说，文学院女生占绝大多数，这难道只有女性才能接受通才教育吗？
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培养专家，在政治，在教育，在文化方面，则必需培养通才。这一意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而言，岂不亦成为一番“知难”了吗？但从我们真实要行的一方面来说，其实也不难。定下一个制度，要知，知是难的。遵守一个制度，是行，行是易的。今天我们要人遵守一个制度并不难，要人创建一项制度却甚难。中国古人正为认识了此一难，所以说百年树人，所以才把眼前的功利观念，实用观点，反而放在后面看轻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厚高深处。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乃直接从这一个博厚高深之文化传统的深处来建立，而我们当前的国人又定要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西方人的民主政治来作比附相通的说法。则试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何不直接从华盛顿林肯说起，而偏要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说起，这岂不是中山先生故作一番欺人之谈了吗？但今天我们讲主义的，无人不能谈华盛顿林肯，却很少能从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谈起，这岂不成了向外扎根？
我们由此可说科技教育可以向外扎根，而人才教育则需向内扎根，向自己的本身内部扎根，而且还需向上扎根，即是向知难上扎根，不是向行易上扎根。这是人才教育与科技教育的大不同处。
其实当前中国的社会风气，乃从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来，并不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路上来，这是两条显然不同的路。直要到蒋公提出“复兴文化”的口号，才是从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直接向上必然应有的一条路。但我们国人依然把“民主与科学”来讲复兴文化，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大分别，我们应从复兴文化的大前提来讲民主与科学，不能认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便以为是复兴文化。这两个观念大不同，这岂不还是民初“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一番议论吗？
可见移风易俗是一条很难的路，但讲国家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真贵移风易俗。风俗变，而后人才兴。所以人才教育是一件百年大计，然未可轻易知道的。
曾国藩的原才篇，文章里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他论人才本源于风俗，他论风俗又本之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这些也都是知难方面的事。但此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像现代的中山先生以及蒋公，此即是所谓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要把此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来转移风气，其间仍有一番作为，一段距离，这即是上面所引百年树人的真意所在了。
本章选自钱胡美琦的《楼廊闲话》
内容简介
《楼廊闲话》以关怀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旨，探讨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人应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诸如守旧与开新、奖励与惩罚、人的尊严、职业精神之类的话题。
《楼廊闲话》中内容由作者钱胡美琦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作者简介
钱胡美琦（一九三零——二零一二 ），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九年随家至香港，成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学生。一九五零年迁居台湾。一九五二年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再至香港。一九五六年，与钱穆先生结为伉俪。一九六七年，随钱穆先生定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中国文化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后与钱穆先生共同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一九九一年，召集成立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禅心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个人著述主要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等。
回复编号数字可以查看往期相关内容内容：
0515 下跪和中国人的尊严
微信直接回复姓名＋兴趣＋联系方式可加入读享团，也可查找348774545加入读书会q群。